（三）基于平台负担类型的权衡路径政府获取数据给平台施加了多种负担，此种不利益需要接受行政法原则的检验。

如果将有权机关的宪法解释视作整个政治商谈过程的一部分，那么，这一解释必然是一种需要理性证立的论辩，否则商谈便失去了可能。这种整体化的理由说明必会吞噬掉若干相反的意见，甚至忽略若干支持立法机关的行为、但却被认为重要性不足的论证观点，不过它至少在形式上提供了认识立法机关论证路径的资源。

又如，法律自身表明基于宪法第X条之理念根据法之下的平等之保障这一日本国宪法的理念或根据日本国宪法的精神时，也可视为对宪法的解释。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之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宪法第67条第（1）项的特别授权而实施的宪法解释，很大程度上会被其基于立法机关的属性而实施的宪法解释所遮蔽。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同时在行使立法机关固有职权过程中以及在行使宪法监督权过程中解释宪法，但宪法监督过程中的宪法解释易被其行使立法机关固有职权时的解释所遮蔽。第三，由于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机制迟迟未开启，也致使当前的宪法解释研究面临着释宪材料匮乏的困境，从事宪法解释研究的学者无法像域外的同行那样，将法院的宪法解释实践作为研究的源泉和对象。据统计，截至2005年，在27位未能获得批准的被提名人中，至少有10人是因其在宪法问题或政治问题上的立场而未能如愿上任。

王磊：《试论我国的宪法解释机构》，载《中外法学》1993年第6期。1803年，美国国会启动了对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约翰·皮克林（John Pickering）的弹劾程序，弹劾的理由是皮克林神志不清，而非实施了任何犯罪或腐败行为，这是否属于宪法所规定的弹劾要素当中的重罪或轻罪，不无疑问。斯门德借用了李特社会咬合和视野的交互性这两个概念，实际是委婉地提出警告：如果缺乏持续的共同生活，国家的危机也将随即到来。

左派认为社民党和艾伯特背叛了革命道路，仅在魏玛共和国宣告诞生的两小时后就宣布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后在1918年12月掀起起义，德国陷入血腥的内战之中。[35]由此，《宪法与实在宪法》发展出更为系统的整合论宪法学说。[61]托马并不否认施米特对议会制的批判，但是他认为施米特为民族的专政者与天主教会的结盟危险地辩护。[41]见前注[2]，斯门德书，第37页。

[83]此种遭遇恰恰说明，一方面，宪法学不应脱离文本空谈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当代的宪法教义学也绝非自缚于知识界碑之内的完全去价值化的封闭体系。本书开篇就将耶利内克的代表性论述及凯尔森的同类作品定性为国家理论的逊位，即二者的同名作品——《一般国家学》（Allgemeine Staatslehre）。

斯门德仅仅停留在价值层面之上，并未深入探究权力运作的机制，这主要体现在总统的组阁权和独裁权上。两人都有宏大的理论抱负，斯门德将宪法（Verfassung）与实在宪法（Verfassungrecht）并列，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施米特将宪法（Verfassung）和宪法律（Verfassungsgesetz）并列的做法。二、整合国家法的基本主张在魏玛德国风雨飘摇的政治现实中，整合一词无疑能引起广泛的共鸣。施米特却已注意到李普曼对大众传媒时代的批判性研究，故意识到议会制并不自然恰合于民主制。

斯门德认为，国旗条款列于第3条，其价值位阶居于前列，相关条款应依次进一步规定具体法律义务。见前注[5]，施托莱斯书，第88—89页。斯门德在回顾19世纪的政治经验和国家学说时指出，旧秩序瓦解是19世纪政治史的主线，与此同时，新的分类、联系和效力又正在生成。他赞同奥里乌对卢梭社会契约理论的重构，公意是一致的政治生活意志，但非绝对。

[62]见前注[2]，斯门德书，第47—49页。例如，国家监察（Reichsaufsicht）和地方监察（Kommunalaufsicht）应当共享同一套法律逻辑：上级监察部门可就下级机关公法义务的履行情况行使监察权。

[5]在魏玛公法四大家中，斯门德、赫尔曼·黑勒（Hermann Heller）、卡尔·施米特（Karl Schmidt）都是1920年代传统的弄潮儿。本文旨在结合德国当时的政治情势与学术论辩，检视斯门德整合理论的贡献及不足，以期对宪法学方法论的讨论提供一些微末的参考。

在其存在之中，行政官员以技术性工作发挥整合作用，属于人的整合。四、余论在1966年，已经84岁高龄的斯门德再次撰文，将整合上升到天职（Beruf）的高度：必须坚持禁止个人以无我的态度逃避对整体的共同责任。例如，一战后，战败国人民急切呼唤英明领袖，以韦伯为代表的支配社会学却误解了领袖的意义，将公民视为客体。施米特赞同斯门德的观点：公开辩论是议会制的本质，现实却是喧嚣的大众和秘密的委员架空了辩论，议会已经沦为一个空洞的形式。[44]李特在讨论政治教育时指出，斗争是政治的本质属性，无视斗争而仅讨论共识与合作，只能使民主成为劣质的差事。[80]其三，斯门德的国家理论似乎并未给主权留下位置。

[38]见前注[28]，狄尔泰书，第74页。以国旗条款为例，《魏玛宪法》第3条规定了魏玛共和国的国旗和商旗，行政法和刑法规定了行政机关和商船关于悬挂国旗的任务。

他清楚魏玛共和国的现实整合离不开总统专政，又害怕总统专政挤压常态政治。魏玛宪法本就是重重危机之下妥协的产物，立宪者并不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而只是小心地设计了一种综合了直接民主、议会代表制和总统制等各种因素的体制，后来在实践中面临许多困难。

[78]斯门德在讨论整合时，很大程度上高估了个人到社会的连续性，以至于忽略了在当下塑造人民这一关键。[4]参见[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其一，国家法学应该拒绝原始的一体论，确定崭新的稳固的方法论。[41]在君主制国家中，君主既是政治价值的继承者，也是经由政治行动更新价值的创造者。国家的真实性等同于意义实现（Sinnverwirklichung），而非国土、人民的物理存在。斯门德批评拉班德作为格贝尔的接班人是倒霉不幸的，抽空了国家制度的意义，制造出一个与真实生活无关的苍白体系。

另一方面，在德国宪法教义化的大势之下，斯门德学派仍然在战后基本法的适用中展现出强劲的生命力。（二）找回国家的失败路径某种意义上来说，德国长期以来的国家法学发展可视为康德传统和黑格尔传统争夺话语权的历史。

（一）无国家的国家学说在斯门德看来：德语区国家理论和国家法学中声势最浩大、最具影响力的学派的首要原则，是禁止将国家视为现实的一部分。[33]参见李忠夏：《德国国法学大师印象（一）》，载王贵松主编：《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1页。

右派倾向于重返俾斯麦时代，亲和于1871年宪法。[20]宪法正当性呈现出过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其一，与前批判理论类似，未尊重个体的地位，将其视为秩序的客体。

基于此，斯门德以成熟的整合观重构国家法的基本议题。古代政治思想是整体先于部分，现代则是个人自然权利优先。无论是视野的交互性还是社会咬合，国家似乎是一个能够自动平衡的机器。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常态的宪法生活在紧迫的情形中会暂时让位于技术性救难手段，而后者对于那种常态宪法生活中的持续性本质实现而言只是一种临时性技术，根本不是一种本质的呈现。

1918年末，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承接首相职位，魏玛共和国在11月9日公告诞生。这二者结合，便形成一体性。

联系到一战前后德国领土变动之大，这些讨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77]斯门德引以为导师的李特的显著身份是文化教育学第一人，主张文化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崭新的德国人。

[68]在整合理论之中，俾斯麦是正面典范，而魏玛宪法则是反例。[14]这架空了国家正当性，国家理论深陷于伦理怀疑主义之中。